二、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衔接的必要性 1.专责监督与专业监督形成合力的需要 《监察法》第3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42]参见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24]参见［日］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有斐閣2016年版，第165-166页。
这种认识存在一定的误解，笔者如此解释并非修改法条规定，而是在理解法条文字的具体文义时通过补充明知将语言的逻辑进行辨正，至于是否显现在法条文字中并不重要，解释者只要清楚捏造属于明知的特定内容即可。第三，防止架空关于重大损失的规定，使得完全没有财产损害的行为也因此被归罪。互联网媒体的传播具有公开性和广泛性，一旦通过这一渠道进行散布，显然比普通的散布行为更具广泛性，行为不法会得到明显提升，这也是《追诉标准（二）》将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散布作为其他严重情节的法理所在。虚伪事实是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应解释为未达到客观上有相当的材料、根据而叙述的事实。然而，《追诉标准（二）》又常常被机械地理解为利用互联网散布就属于其他严重情节，这使得一个行为刚被评价为散布，就直接构成处罚所要求的不法了。
信誉、声誉经常被指受到信赖或有良好的称誉，但如果一个企业本身问题很大，诋毁它是不是就谈不上对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侵害呢？例如，在鸿茅药酒案中，网络上不乏以企业涉嫌虚假广告被行政处罚数百次进行出罪的观点，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论证根本站不住脚。[48]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最早由张明楷教授提出，但其没有将严重情节归入此概念。刑法总则规定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自身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分则条文对犯罪往往只是规定明知特定内容，亦即，刑法总则上的明知是故意的一般构成要素，刑法分则上的明知是故意的特定构成要素。
参见张明楷：《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之提倡》，《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基于上述，能够构建出本罪不法的递增模型（见图1），并引导进一步的细化解释。这也意味着只有具备分则中的明知，才能产生总则中的明知。[23]参见［日］前田雅英：《最新重要判例250（刑法）》，弘文堂2017年版，第142页。
[13]上述解释技巧体现在：a将捏造解释为本身带有向第三方传达的内涵，这样捏造和散布就是重复表述。[8] 从应然层面来看，散布才是本罪唯一的构成要件行为，主要理由有两点。
b之所以重复表述是为了将没有犯罪故意的这一部分行为排除出去。通过虚伪事实的散布广度可以间接反映本罪法益的侵害程度，因为散布广度越大，意味着造成商誉损害的危险性就越高，本罪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能够提供解释的空间，这也与前文‘散布应着眼于行为而非结果的解释逻辑一脉相承。因此，通过财产损害程度这一指标可以直接反映对本罪法益的侵害程度，这也是本罪规定造成重大损失的法理所在。但作为概括性规定的严重情节在具体个案中均能还原为犯罪构成的某一方面内容，比如手段特别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
相反，从重视行为的角度出发，散布应当限定为：行为样态自身就具有使不特定人或多数人获悉的高度危险。《金龙鱼受困网帖门》，《深圳商报》2011年6月10日，第A05版。[47]参见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此种解读的优势还在于：第一，防止行为不法提升的认定漫无边际，丧失构成要件应有的批判功能。
（3）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在笔者收集的18起典型案件中，除共同犯罪情形外，无一例外地都强调捏造与散布行为应同时具备，这可能是实务中此类案件相对于其他类型案件数量明显偏少的原因之一。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将严重情节作为客观处罚条件，[45]即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情节是与违法、责任要素无关的刑罚启动事由。【摘要】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保护法益是商誉——企业和商品的社会评价。
这种做法置重大损失的规定于不顾，存在明显疑问，因为既然重大损失与其他严重情节是并列的规定，则其他严重情节应与重大损失具有相当性。第三，关于本罪的保护法益，文献通常指出是保护商誉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但很明显的疑问是：如果本罪保护的是上述法益，那么散布的即便是真实的事实，也可能会对商誉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造成严重损害，为什么此种情况就不值得保护呢？ 第四，虚伪事实究竟应如何去界定，在现有文献中基本被一带而过。[45]参见郝川、欧阳文星：《骗取贷款罪：反思与限定》，《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26]参见马松建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6页。司法实务经常秉持这样的错误观念，即在微信群、QQ群、朋友圈等发信息，因为它们与互联网有关，所以一律属于利用互联网散布，进而评价为其他严重情节。[40]（案例9）本案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经济损失，法院转而通过其他严重情节去追究被告人的责任，即认定发布朋友圈信息属于利用互联网公开损害，从而符合其他严重情节。
法院认为，被告人孟某利用互联网散布虚假信息，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29]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776页。
[19]参见阮齐林：《中国刑法各罪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32]笔者亦不认可此种做法，既然认可本罪的保护法益是规范的商誉，就没有必要再补充市场秩序法益，因为商誉本身就是市场秩序中重要一环，如果明确了保护规范的商誉，即意味着是保护相应的市场秩序。
孟某不经核实，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内容为：太黑了——某面包店被质检部门查出用工业奶油冒充食用奶油销售……以后不要再吃了……为了大家的健康……请转起来。作为企业，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是其赖以生存的必备条件，如果已经完全丧失，企业也将难以为继。
极个别论者对此曾作过专门解释：一方面，某个事实是否属于‘捏造，是需要对方或者第三者判断的，没有向对方或第三者传达的事实，也难以被判断为捏造。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2页。3.结果不法的具体阐释 构成要件行为已经彰显了基础不法，结果不法的提升则需要财产损害达到法条所要求的严重情节的程度，结合《追诉标准（二）》的规定，显然包括了：（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如果从一般人看来，很有可能感觉该疑问事实上是真实的，行为人即在散布虚伪事实。
前者常被认为对接法条规定的重大损失，后者常被认为对接法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例如，有法院在裁判说理时指出，虽然被告人举报的是熊某个人，但熊某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他的信用和名誉直接影响其企业的商业信用和商业名誉。
[49]转引自前注[42]，张明楷书，第215-216页。【注释】 作者简介：杨绪峰，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52]将两者均解释为重大损失亦未尝不可，所以上述两种解释思路在笔者看来均可取，这不会影响最终结论的认定。从这个层面来看，财产损害的轻重体现了结果不法的高低。
为弥补该解释的不足，笔者的解释方案是：在理解我国《刑法》221条中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时加上明知。有论者认为，他人的判定没有固定标准，应当视个案情况予以判定。侵害对象的特定性并不应限于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个人或单位，也可以指特定范围内某一类行业或产品。[25]同前注[6]，张明楷书，第829页。
法院认为，被告人捏造虚伪事实，并利用互联网公开散布，其行为已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哪怕有好事之人后来将此虚伪事实公之于众，由于排斥传播性理论的适用，最终出现的这一结果也不应当归责于最初的行为人。
少数论者意识到此问题，强调捏造不是本罪的实行行为，散布才是实行行为。从这个层面来看，散布广度的大小体现了行为不法的程度高低。
（案例8）[39]既然网络时代，利用互联网散布已经成为主要途径，那说明发朋友圈的行为只是够格散布这一构成要件行为所表征的不法，如果要进行犯罪处罚，显然还需要前述不法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等级，达到严重情节所要求的不法。商誉不是一个有和无的概念，而是一个程度高或低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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